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终生孤独无助

编者按：我们所知晓的茨维塔耶娃，无疑具备着那一时代俄罗斯作家所共有的某种困厄与悲剧性，除此之外，她的爱情与家庭之艰辛赋予了她更为独特和深切的悲剧色彩：丈夫应征入伍，一别五年渺无音讯，小女儿饿死在育婴院中，后与丈夫团聚，流亡欧洲，20世纪三十年代末返回祖国后，大女儿阿莉娅被捕，随即被流放，丈夫遭到枪决，她一边从事诗歌翻译，一边以帮厨和清扫换取口粮、维持生活，1941年8月31日，在极端的孤立和痛苦中，茨维塔耶娃自缢身死。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写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似是一语成谶，也仿佛她生命的注脚。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乱世之中，大女儿阿莉娅与她相伴，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她的诗歌基因，茨维塔耶娃曾为年幼的阿莉娅写下诗歌：“在严酷的未来，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在同一张破木桌上缝补与写诗，她会在写作过程扭过头去问身边的阿莉娅：“你说，剧本最后的一个词，该是什么呢？”“最后一个词，当然应该是——爱！”这位第一读者当时只有七岁。她们共享精神生活，阿莉亚不称呼茨维塔耶娃“妈妈”，而是直呼“玛丽娜”。阿莉娅早慧而冷静，小小年纪便开始与阿赫玛托娃阿姨、帕斯捷尔纳克叔叔等人通信联络，如同老友一般。

在阿莉娅的《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她以相叠的短句回忆与刻画妈妈，简洁有力，如同一把版画刻刀，寥寥几笔，笔笔不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三，体形跟埃及男孩子相像，肩膀宽阔，胯骨窄小，腰身纤细。少女时的圆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变得结实、消瘦，有贵族气质；她的踝骨和脚腕部位又硬又细，走起路来，步子轻快，举手投足动作频率极快，但是并不猛烈。当着人的面，感觉有人在看她，甚至频频注视她的时候，她会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尽力显得更温和。那时候，她的手势会变得小心谨慎，有所节制，但是从来不会拘谨呆板。

她的姿态一向端庄严肃，即便坐在书桌边低头看书，她的脊椎也不弯曲，“脊椎骨如钢铁铸就的一般”。

她的头发，颜色界于金色和深棕色之间，年轻时，头发柔软，卷曲如波浪，很早就出现了白发，这一点再次说明，她常在户外活动，由于光线照射，她的脸色微微发黑，因缺乏光泽又显得有些苍白；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像葡萄一样，目光明亮，褐色的眼皮很少眨动。

面部的五官轮廓线条准确、清晰；如果比喻为雕塑，那么雕塑师考虑周到，没有任何疏忽，没有一刀飘忽游移，没有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鼻子，鼻梁不宽，微微有点儿隆起，鼻端不尖不翘，鼻翼平缓，下面两个活动的鼻孔像翅膀一样自然，嘴巴显得柔软，双唇之间形成一条无形的曲线。

眉宇间有两条纵向的皱纹，两边是淡褐色的眉毛。

面孔初看上去孤僻、冷静，其实充满了内在的变化，隐含着丰富的表情，像天空，像水，瞬息万变。可惜，很少有人能读懂这张面孔的表情。

双手结实、干练、惯于劳动。两枚银戒指（一枚刻有小轮船图案，平滑的圆环上镶着玛瑙宝石雕刻的赫尔墨斯像，那是她父亲送的礼物），还有订婚戒指——三枚戒指一直戴在手指上，从不摘下来，三枚戒指并不引人注目，并非为了装饰，也不想束缚双手，而是很自然地跟双手融合为一个整体。

声音像女孩子一样高亢、响亮、柔韧。

语言——凝练，对话——准确。

善于倾听；交谈时从不盛气凌人，压制对方，但争论起来很可怕：在辩论、争论、讨论当中，态度恭敬而冷峻，常以闪电般的攻击置论敌于死地。

讲起故事来极其精彩。

她朗诵诗歌不像室内音乐，而像面对大庭广众。

朗诵富有激情，若有所思，不“故意压低声音”，诗行末尾从来不降低音调；即便最复杂的内容一瞬之间能表达得脉络清晰。

喜欢主动、热情地朗诵，只要有人请求，甚至不等请求，自己出面说：“想不想听我来给你们朗读诗歌？”

终生迫切需要读者，需要听众，对此永不满足，写完的作品，需要迅速、直接的反响。

对待刚刚起步的诗人，态度和蔼，无比宽容，只要从他们身上发觉（或者想象）“天才的火花”；每每把这样的人看作兄弟，看作继承人——不是自己的继承人！而是诗歌的继承人！但是，一旦认清对方的渺小，便会毫不留情地断绝来往，无论他们处于开始阶段，还是已经达到了虚荣的巅峰。

她的为人确实善良、慷慨：乐于帮助、支援、救济别人，恨不得使出浑身力量；最后的急需物品，能跟别人分享，因为她没有多余的东西。

善于付出，善于索取，不讲客套；长时间相信“善有善报”，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绵延不尽的伟大人性。

从来不软弱无力，但终生孤独无助。

对外人，态度谦卑，对亲人、朋友、孩子，像对自己一样，要求严格，甚至过分严厉。

她对时尚并不反感，不像有些见解肤浅的同时代人所非议的那样，不过，她没有物质条件享受时尚，追求时尚；她爱整洁，厌恶模仿时尚的伪劣赝品，侨居国外期间，为了尊严，她甚至常穿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服装。

对于物品，最看重的是它的结实耐用：不喜欢容易破碎、容易损坏的东西，一句话，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物品”。

上床就寝很晚，睡觉前看书，很早起床。

习惯于斯巴达式的简朴，饮食不太讲究。

抽烟：在俄罗斯——抽自己卷的烟卷儿，到了国外——抽男人们抽的气味呛人的香烟，一次抽半支烟卷儿，使用樱桃木雕刻的普通烟嘴。

喝不加奶的咖啡：把浅色的咖啡豆炒成深褐色，很耐心地磨咖啡，使用老式的土耳其小磨子，铜制的，状如圆柱，上面刻有东方的花纹图案。

天生与大自然血肉相连，她爱大自然——爱山峦、爱悬崖、爱森林——如同多神教教徒，奉大自然为神灵，自然征服了她，发自内心的挚爱，不掺杂任何直觉，因此，面对大海，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既不能步行穿越，又不会下水游泳。木然的观赏，她又不喜欢。

平原上呆板的风景让她沉闷厌倦，就像看到沼泽里灰蒙蒙的芦苇地那种感觉，又像一年当中潮湿的月份，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仿佛随时可能陷进去似的，远处的地平线摇摇晃晃。

在她的记忆当中，永远感到亲切的是童年的塔鲁萨，年轻时的科克捷别里，她一直在寻找，偶尔会发现类似的风景，比如莫顿森林丘陵起伏的“皇家狩猎园区”，还有地中海沿岸一带山岭连绵的景色和气息。

她不太害怕炎热，却特别害怕寒冷。

对于剪下来的花枝、花束，对于开放在花瓶里或养在窗台上陶瓷盆里的花，她一向态度冷淡；她更喜欢生长在花园里的花朵，喜欢常春藤、野生杜鹃、野葡萄藤、灌木丛，看重它们枝干遒劲，寿命长久。

她珍视人对自然的明智干预，赞赏人与自然合作的产物——公园、堤坝、道路。

对待狗和猫，她始终如一地满怀温情、亲切、理解（乃至尊重！），狗和猫也以同样的情感回报她。

外出散步，常常预先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走到某个地点，攀登到某个高度；得到“猎获物”比看到买来的东西更高兴：摘采的蘑菇、浆果，在捷克期间，生活艰难，当时我们住在城市郊区贫困的乡村，能拣到干树枝就很开心，点火炉有用。

在城市里常常转向，有时在熟悉的街道也会走错路，这让她常生闷气，可一旦到了城外，她的方向感却很好。

她害怕高楼，害怕人群（拥挤），害怕汽车、电梯、自动扶梯。在所有的城市交通工具当中，只敢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独自出门，无人陪伴）。如找不到公共汽车和地铁，宁愿步行走路。

缺乏数学才能，对任何技术都没有兴趣。

痛恨日常家务——恨它没完没了，难以脱身，恨它无谓重复，天天操心，恨它大量占用时间，妨碍必须做的正经事。但是，耐着性子，克制反感，还得操持家务——操持了一辈子。

喜欢交往，殷勤好客，爱主动结识朋友，不喜欢跟熟人断绝联系。疏远由“一贯正确的人”组成的团体，更爱接近脾气古怪者形成的圈子。何况她本人就以“怪人”闻名。

无论友好，还是敌对，往往爱走极端，爱恨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不为自己树立偶像”，时常违反这一戒律。

体谅青少年，尊重老年人。

讲究幽默感，但明显可笑，或者粗俗的玩笑，在她看来并不可笑。

对她的童年产生影响的两种因素——造型艺术（父亲的领域）和音乐艺术（母亲的领域），——她接受了音乐。形式与色彩，——凭借触觉和视觉获得的印象，她无动于衷。能够吸引她的只有故事情节，就像“小孩子看图画”一样，因此，跟油画相比，书里的插图，尤其是版画，更接近她的欣赏趣味。

早期一度迷恋戏剧，部分原因是受她年轻丈夫以及年轻朋友们的影响，不过这种痴迷仅限于在俄罗斯的青春时期，等到国外以后，随着年龄的成熟，她就不再关注戏剧了。

在所有供人观赏的艺术形式当中，她最喜欢电影，有趣的是，爱无声电影胜过有声电影，在她看来，无声电影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有利于创作，有利于感觉。

对于从事创作的人，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同行的敬意；游手好闲、寄生性的吃喝玩乐，最让她反感，让她同样厌烦的还有散漫、懒惰、空话连篇。

她是擅长驾驭语言的人，擅长行动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始终为人谦逊，了解自己的价值。

她怎样写作？

天还不亮，一大早就起床，头脑清晰，干瘪的肚子空空，把所有不可推脱的事情，逐一开列出清单。给自己杯子里注满滚开的、不加奶的咖啡，把它放在书桌上，一生当中，每天都要坐在书桌前，像工人守着机床——怀着责任感，习以为常，万难更改。

面对书桌的时刻，其他的一切事务均属多余，统统放到一边，心无旁骛，机械性的动作，这地方只容得下手稿本和胳膊肘。

手掌托着前额，手指伸进头发里，转瞬间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闭目塞听，除了手稿，对一切都不闻不问，思绪和笔尖，全都渗入了稿本。

她不用零散的稿纸写作——要写，就写在稿本上，随便什么样的本子——从学生的练习册到记账用的账本，只要墨水不洇就行。在动荡的革命年代，草稿本都是她亲手制作、用线缝起来的。

她写作使用普通的木干蘸水笔，笔尖细小（学生使用的）。她从来不用自来水钢笔。

时不时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一支，偶尔喝口咖啡。推敲词语是否合适，常喃喃自语，或读出声音来。为寻找稍纵即逝的词句，不会突然跳起来，也不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书桌前面，一动不动，像钉在那里一样。

写重要作品，如灵感来临，思路顺畅，则书写起来异常迅速；若是写诗打草稿，寻找最确切的字眼儿、形容词、韵脚，或者修改、审核已经写出来的初稿，删削冗长啰嗦或含混不清的词句，那就一动不动，凝神思考。

为追求表达精确，语意和音响谐调一致，一页接一页写满了押韵的诗行，有的诗行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要删去的诗行，通常并不一笔勾掉，而是在下面画条线，然后寻找新的诗句。

在着手创作一部重要作品之前，尽最大努力把构思具体化，写出提纲，有所遵循，不随意偏离，不让题材自身的发展衍变超出主观意愿，变得难以把握掌控。

她写字的笔体非常独特，字母写得圆圆的、小小的，字迹倒很清晰，三十二三岁以后，她的手稿使用缩写词越来越多，很多词只用头一个字母表示，读起来很难辨认；因此，很多草稿成了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看懂的手稿。

有个性的笔体，早在童年时便已经确立下来。

通常说来，她认为笔迹潦草是书写者对读者不敬，是对收信人、编辑、排字工人缺乏尊重。因此，她写信总是笔迹清晰工整，寄给印刷所的手稿，则用印刷体字母誊写得清清楚楚。

回信，从不拖延。如果上午收到邮寄来的信件，往往立刻在笔记本里写出回复的草稿，仿佛列入当天的创作流程。她把写信也当成创作一样看待，几乎像对手稿那样严格挑剔。

一天当中，往往几次中断写作，然后又回到笔记本旁边。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连夜写作。

任何环境条件下，她都能写作，我想强调的是：任何环境条件下。

吃苦耐劳、内在的组织能力跟她的诗歌才华是相辅相成的。

合上笔记本，推开自己房间的门——承受各种家务与日常操劳。

父母亲的爱情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艾伏隆比她小一岁，出生于1893年，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9月26日（旧历）。

1911年5月5日，他们俩相遇了，谢廖沙十七，玛丽娜十八，相遇在科克捷别里空旷的海岸边，海滩上布满了砾石，离沃洛申居住的地方不远。玛丽娜收集好看的小石头，谢廖沙帮她寻找，小伙子像个大男孩儿，忧郁、温和，反倒增添了几分英俊（玛丽娜觉得他很快乐，更确切地说是——兴奋！），他的两只眼睛大得出奇，看到这样的眼睛，难免对未来心驰神往。玛丽娜心中暗想：如果他能找到一块红玛瑙宝石，我就嫁给他！说来也巧，这样的红玛瑙他立刻就找到了，是用手摸索到的，因为他那双灰色眼睛一直凝视着她绿莹莹的明眸，他把挺大的一颗红玛瑙宝石放到她的手心里，粉红色的玛瑙晶莹剔透，她一辈子带在身边，流传至今，堪称神奇……

1912年1月，谢廖沙和玛丽娜举办了婚礼，从他们俩邂逅相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短暂的几年是他们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段安稳幸福的日子。

1914年，谢廖沙刚上莫斯科大学读一年级就遭遇战争，他以救护列车男护士的身份奔赴前线。他渴望投入战斗，不过受健康状况所限，难以参加阵地作战，只能一班接一班地执行医疗看护的任务。后来，他进入军官学校接受训练，这对他日后的遭遇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受到其他军官忠君保皇思想的感染，国内战争爆发后，他站在了白卫军阵营一边。信守誓言、信守战斗情谊，导致他很快走上了“白卫军运动”溃败覆灭的道路，走上了世界上最艰难、最悲惨的流亡之路，经过盖利博卢半岛和君士坦丁堡，辗转漂泊到捷克，以后又到了法国，像幽灵一样，没有国籍，没有公民身份，肩负着过去无比沉重的负担，一辈子将在痛苦与前途渺茫中度过……

国内战争那几年，我的父母几乎完全丧失了联系；始终不能通信，偶然得到的信息也是“捎信人”带来的口信或传闻，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未必可信。两个人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谁又能料到呢！多亏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即便玛丽娜这边得不到任何消息，她还是写出了颂扬“白卫军运动”的诗歌《天鹅营》，而那一边，她的丈夫，则一步步，一天天走向最后的溃败与逃亡。

当确信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跟溃败的白军将士一起流亡到了土耳其，玛丽娜拜托到国外出差的爱伦堡帮助她寻找丈夫；爱伦堡不负重托，找到了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经过长途跋涉，他已经到了捷克，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学生。玛丽娜当即决定——出国去跟丈夫团聚，既然他身为白军军官，在那个年代，要想返回祖国——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记得跟随母亲刚刚出国见到父亲后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听母亲朗诵了《天鹅营》组诗里的几首诗，父亲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痛苦，他说：“……玛丽诺奇卡，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兄弟残杀，是自杀式的战争，我们打仗，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对人民缺乏了解，我们自己觉得似乎是在为人民战斗。不是‘我们’为人民作战——而是我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为人民战斗。其他的人作战只不过为了把失去的东西从人民手里重新夺回来，重新得到多数人奉献给他们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之所在。的确有‘为信念、为沙皇、为祖国’的战斗，然而那些人遭到了枪决、绞刑和抢掠。”“不是还有英雄吗？”“的确有英雄。可惜，人民不承认他们是英雄。曾经作出的牺牲就更不必提了……”

“谢廖仁卡，您，您到底怎么啦？……”“是这样，您不妨想想，战争期间一个车站上的情景——这是个很大的枢纽站，站台上挤满了士兵、背着布袋的小商贩，妇女、孩子，一片惊恐，混乱不堪，拥来挤去，互相推撞拉扯，争先恐后想挤进车厢……你也裹挟在人群当中，第三遍铃声响了，列车已经启动——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上帝保佑！你总算上了火车，不料，你却在一瞬间意识到，你跟很多人一起，慌乱之中上错了火车，刹那间吓得要死……你的队伍开往另一个方向，要想回去已绝不可能——那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玛丽诺奇卡，要想回去，只有步行，——沿着枕木，走一辈子……”

这次谈话以后，玛丽娜写了抒情诗《铁轨上的黎明》。

此后我父亲的全部生活就是——沿着枕木往回走，走向俄罗斯，经过了数不清的坎坷、艰难、危险与牺牲，他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是祖国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