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今天，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开业。“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开明书店的创始人之一的章锡琛说。

时光流转，开明书店登上历史舞台已近一个世纪。本月初，上海季风书园发起了寻访上海民国书店的活动，并遴选了包括开明书店在内的12家民国书店作为寻访对象，旨在使参与者体知并重温民国书店的历史及风骨。民国书店究竟有何魅力？其历史沿革又是怎样一番历程？上海怎样塑造了民国书店的形态，又受到其深远之影响？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纪念日里，让我们一探究竟。

曾经，穷光蛋都在开书店

如今，民国老书店去哪了

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机构以出版中小学课本及青少年读物出名，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宗旨下，赢得了“青年之友”的美称。只是，好景不长，在经历了文化政策打压、出版业经济停滞的险阻下，开明书店在1953年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结束了它27年的征途。在前几年的民国教科书热潮中，开明书店从前发行的教科书如叶圣陶编著、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至今仍颇受读者好评。

民国时期，像开明书店这样历经浮沉的书店数量不少，诸如专营古书买卖的来青阁、法国沙龙式的真美善书店等，都曾在民国的书店业中存有一席之地，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据统计，1911年上海的书店有150家、1935年有261家；到了1946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3；在1948年，上海共有书店608家。三十多年间，上海书店数量总体呈直线上升趋势，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上海书店前总编辑俞子林曾戏称：“那时候，穷光蛋也在四马路（福州路）开书店。”

“福州路一到晚上，店铺都打烊了，就会出现一批摆地摊的，大多是卖书的，也有卖其他商品的。他们都点着一盏电石灯照明。这种灯散发出臭气，但不会被风吹灭。”俞子林在《上海文化街旧梦录》这样回忆福州路夜晚的风景。民国时期的福州路及周围路段，是人们心中的文化街，书店林立，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等）也大多聚集于此，是上海极具特色的文化中心。文化街及民国书店的历程，也如那时的灯红酒绿一般精彩。

1842年后，上海成为了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商人率先在上海开办书馆、出书办报，还用先进的印刷技术替代了古老的雕版刻字方式。西学东渐，上海迅速成为西方译本和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基地，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进程。彼时的上海已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并辟有租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发展很快，自然也就推进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在人们夜夜笙歌的同时，书店的身影也日渐增多。

1888年，苏州的扫叶山房和绿荫堂分别来沪设立分店 （绿荫堂沪店名文瑞楼）。这两家从事雕版印书的书店，到上海后开始接受近代石印技术，是上海早期的民营出版业，也是福州路上开设最早的两家书店。1913年，杨云溪于1886年在苏州建立的旧书店（专卖古书）来青阁也在上海开设分店，与中国书店一道，成为了当时唯二的两家旧书店。来青阁是一家“买卖之外，还有人情”的书店，郑振铎常来这看书喝茶，称赞店主杨寿祺：“有的书他（指杨寿祺）可以给你看，不要买，这书他是给某人留的，这种交情不简单。”后来，来青阁因地租上涨等原因迁移至汉口路，和其他十多处旧书店一起，铸造了这条别具风情的古书街，而福州路也逐渐成为了带有新文化色彩的书店街。

民国时期，通俗小说极其受读者喜爱。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共出版了有2300多本小说，山东路 （望平街）上的正气书局最擅长出版武侠小说。五四运动后，新书业盛行，从装帧到内容都与“四书五经”大有不同。福州路上的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都是属于新书业的书店。

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涌现出先施等百货公司，致使福州路的娱乐气氛减弱，文化气息反而得到加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四幢高楼的建立，以及布满这一区域大街小巷的中小书店，使福州路及其周围路段成为了名扬海外的文化街，也就出现了那种听起来荒诞，但可能是事实的“穷光蛋也在福州路开书店”的盛景。

除了大型书店，有着各自历史和特点的小型书店也值得关注。例如，由无锡人方家龙开办的合众书店，以个人身份委托印刷厂印刷，然后售书赚些小利。这种不开店却搞出版发行的方式，在上海被称为 “皮包书店”。他曾出版鲁迅的 《二心集》，遭国民党查禁，却屡禁屡印，受到人们称赞。

1932年1月28号，日军侵略上海，书店及出版业遭受巨大损失，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印刷厂、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于战火中全部化为灰烬。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攻占租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八家公司，连同福州路东起河南路、西至湖北路这一段的大大小小的书店在日军铁蹄之下，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这些书店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关门。70年代后，文化街盛时书店林立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福州路及周边地区只剩下几家大型的书店，和若干打着“畅销书特价处理”招牌的门铺了。

纵观上海民国书店及出版业的历史，经营发展多元而曲折，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书店及出版业还是要靠市场“吃饭”，正如俞子林所说：“书店街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的起点还在书籍出版，它的成活还要靠市场。”

“爱”与“知”成正比，

不与买书多少成正比

在本月走访民国书店的活动中，季风书园的宣传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读书人大抵都曾惊艳偶遇过一本书，生命的质地骤然发生了某种激烈的重组，并从此流连于这纸、字句和思想组成的世界，一日一日被填满的书架，如同纸年轮一般记录着时光。”近百字的话语戳中了不少读书人的心。活动结束后，界面文化对季风书园的活动发起人进行了专访。

界面文化：通过走访民国书店这一活动，希望让参与者们得到什么呢？

季风书园：这是个邀请读者一起来参与的活动，给大家出门逛街增添一点乐趣，其实大部分的旧书店就算你走到那个旧址去，也没有了踪影。比如说墙上贴着一个破门牌号，你几步就走过去了，但如果你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书店，你小时候读的很多书最初就是这家书店引进或出版的，你就会在这里驻足一下，对这个城市又投注了一份文化意义上的感情——“爱”只与“知”成正比，从来不与买了多少成正比，不是吗？或者说，爱书的人，也可以借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书的爱吧。

界面文化：挑选这十二家民国书店的理由是什么？

季风书园：第一，这几家书店都有故事，起码是可查证的故事，或者办书店的人有名，比如新月书店当年就是徐志摩办的，或者卖的书好，留下的相关资料也多；第二，这十二家书店地理位置大多比较好找，集中在福州路和四川北路，逛个街就能找到。

界面文化：你们重点宣传介绍了真美善书店等五家书店的情况，是如何选择的？

季风书园：除了这五家书店资料多以外，还希望能借这五家书店各自的特点向读者展示当年上海书店的全貌。比如说真美善的老板曾朴，他是个旧文人，旧文人办新书店，这个就很有趣；再说来青阁，就是旧书业的代表，卖古籍在民国其实特别繁盛；比如说开明书店，那就是自主创业，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本身就是个知识共同体，多好！没有去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为这两家书店（出版社）的名声如雷贯耳，我们可能更想展示一下一般读者不那么熟悉的内容，而且这两家书店的变迁历史足以写一部书，一篇微信篇幅太短。

界面文化：你怎样看待民国时期上海旧书店盛行的现状？

季风书园：民国时期，可能正赶上纸媒、出版业的黄金年代，低廉的印刷技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再加上文化新旧交替杂处时读书人们的那种风骨和追求，使得书业野蛮生长，欣欣向荣。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告诉我们，图书市场的背后有一个思想市场，意见的市场，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图书市场的看到人们观念的产生与变化，所以说民国书业的繁盛，也是思想的繁盛。特别是旧的读书人接触了新知识，在我们理解力尚存的时候，那种文化碰撞时所迸发出来的光辉，那种求知欲，格外迷人。另外图书市场的繁荣，还使读书人能从“学而优则仕”这种束缚中脱离出来，经济上的独立，也使思想独立成为可能。

界面文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民国时期大多旧书店早已不复存在，你是否觉得可惜？ 

季风书园：本来书店就是个薄利的行业，饿不死，挣大钱的机会也没那么多，除非像现在的教科书垄断，那才有暴利，但这就丧失了文化的意义，没什么意思。

民国旧书店的消失有很多原因，有的公私合营了，而公私合营其实就是一言谈了。就像开明书店的人，多少都受到了孤立和迫害，可谓这个思想市场的解体；有的经营不善，倒闭得早，放在纸媒衰落的今天，估计也好不到哪去；比较可惜的是旧书业，那时候的读书人新书旧书只要有钱都会收，但好像现在收购古籍已经变成一种很专业的行为了，不似当年盛况。

界面文化：如今，新书店愈加趋向复合型，书店越来越大 ，也集中了咖啡厅甚至休闲购物等更多功能，你如何看待书店形态的变化呢？对当下书店行业有何期待？

季风书园：至于书店业态的变化，都是为了生存，无可厚非。问题就在于，我们是真的在读书，还只是喜欢读书的那种文艺调调？用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老师的话来说，读书的形式日益精致，但我们真的更接近读书的真义了吗？实体书店的复兴不一定意味着读书的复兴，但我知道，自由思想的潜流一直都在，假以时日，会迎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