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VS冉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冉求字子有，通称“冉有”，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多才多艺，尤擅理财，在担任鲁国季氏宰臣时，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因此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甚至一度要将之逐出师门，并派众弟子鸣鼓而攻。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事实上，在此之前，孔子和冉求就有不合之处。
《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老师的道，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孔子说：“力不足的人，走到一半放弃，而你是画地为牢，连步子都不肯迈。”
俞樾VS章太炎：“不孝不忠，非人类也”
俞樾是清朝名臣曾国藩选中的进士第一，名门子弟，朴学大师。章太炎16岁师从俞樾读书。俞樾很欣赏章太炎，但只见章太炎放着科举的正途不走，热衷变法。担心章太炎出事的俞樾认为忠君爱国是首要之事，不能偏离正道。但章太炎偏不听，维新变法失败，把辫子剪了，又搞起革命。
1901年，从台湾归来的章太炎去看望俞樾，怎料俞樾当场大骂章太炎出入异域“不孝不忠，非人类也”，还引用了孔子骂冉求的话——“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也不甘示弱，写下赫赫有名的《谢本师》，直言不讳地指出俞樾如果死守老观念，学问也做不好。
康有为VS梁启超：“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二人都曾经为了戊戌变法而奔走努力，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都逃到了日本。但是从此以后，两人的政治主张发生了变化，康有为主张保皇，而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最后是革命。梁启超后来因为康有为拥护张勋复辟而与其分道扬镳，师生相互驳斥观点，实际上师生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张勋复辟的丑闻爆出后，梁启超闻听康有为曾奔走有功，发通电怒斥自己的先生为“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则痛骂“梁贼启超”为食父的恶禽“枭”、食母的恶兽“獍”，还骂作“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黄永玉VS范曾：“欲壑难填”、“灵魂丑恶”
学生范曾批评老师黄永玉的画作“巧密有余而睿智不足，停留在艺术的浅层智慧，而无佛家所谓的深入法性的“如有智慧”。“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极尽工细而殊乏醇厚内涵，善用刀法变化而不善用黑白对比，尚不能见彦涵、古元等大师项背，不可在一流版画家中厕身”。
范曾作为黄永玉的学生，竟然给老师画了一幅“狗头”-——洋人牵着一条狗，头上戴着山姆大叔式的帽子，上面写着黄永玉。这幅对老师极尽羞辱的画当时就刊登在一个公开出版的杂志上。自此，范曾与黄永玉反目成仇。很多年过去了，范曾至今还偶尔发表文章讨伐80多岁的黄永玉，广为流传的一篇是《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
在《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中，他说：一评黄永玉的画：国画尚未入门；二评黄永玉的画：呆板写实与荒率变形；三评黄永玉的画：既无色彩，亦无线条...... 黄永玉寡情薄义，黄永玉政治投机......黄永玉打击同道不择手段......黄永玉大打出手......黄永玉欲壑难填......黄永玉灵魂丑恶......
陈寅恪VS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汪篯1938年毕业于清华史学系，之后跟随陈寅恪进行隋唐史研究。有两年多时间里，他和陈寅恪吃喝同住在一起，正因为汪篯与陈寅恪如此至深的师生关系，所以在1953年设立的历史研究所想邀请已经南下广州的陈寅恪北上担当二所（中古所）所长时，才让汪篯去当说客。不料不仅碰了一鼻子灰，还险些被逐出师门。
汪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胡戟曾撰文透露：“他是自告奋勇主动要去的，自以为有把握把先生请来北京，结果苦笑着说没想到碰了壁。”为何碰壁？汪篯所言观点不为陈寅恪先生所接受。那时的汪篯，充满了热情和理想，可能在劝说陈先生的过程，盛气凌人，惹得陈寅恪先生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后来汪试图修复关系，陈寅恪则答复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周作人VS沈启无：“中山狼”
上世纪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沈启无与俞平伯、废名(冯文炳)和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作人给沈启无的书信25封，数量之多，仅次于给俞平伯的。
然而，随着各种事情的不断发生，两人逐渐交恶，以至于周作人在1944年3月23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授业弟子，相从有年。近年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所谓“破门”，是日本人的用语，也就是“逐出师门”。
随着关系继续恶化，沈启无在《中国文学》第五号上发表针对周作人的诗《你也须要安静》，诗云：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而周作人对沈启无也是余恨未消，后来多次在文章中讥刺之，并在《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等文章中称其为“中山狼”。即使到了晚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仍称与俞平伯、废名二弟子“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 ，乃十足之‘中山狼’”。
奈保尔VS保尔·瑟鲁：“我要到非洲请巫医弄死你”
1966年，毛头青年瑟鲁在非洲的乌干达大学任教，时逢奈保尔也在该校做驻校作家，两人由此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瑟鲁是晚辈，尊奈保尔为师。奈老师回英国后，瑟鲁随即到伦敦投奔，奈保尔将之引见给当地的文学圈。但奈保尔很快埋怨瑟鲁逗留太久，给他写了逐客信，可惜瑟鲁不解其意。他走了以后，奈保尔说他实在讨人嫌，“我写了一封指桑骂槐的信给他，以为他会就此不再来信……可信还是源源不断。”
不过，奈保尔并不拒绝时不时地跟瑟鲁吃顿饭——全由徒弟埋单，但瑟鲁成名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糟。1996年，奈保尔和瑟鲁一同受邀参加海伊文学节的讨论会，两人坐在台上，据报奈保尔一直扭着头，拒绝与瑟鲁的眼光相碰，现场的气氛令人窒息。
据说，奈保尔给过瑟鲁一句典型的奈式刻薄忠告：“夹起尾巴，您就凑合着过吧。”恨入骨髓的时候，还曾说要到非洲请巫医置瑟鲁于死地。
弗洛伊德VS荣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弑父动机”
分析心理学首创人荣格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于1906年起，荣格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论文寄给弗洛伊德。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做客。两人一见如故，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交流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19岁)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彼林斯基在《荣格与弗洛伊德》中说，1957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益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
决裂，势不可挡，以弗洛伊德两次著名的“晕倒”为标志。1909年，在两人共赴美国前夕，荣格在弗洛伊德面前大谈沼泽地出土的木乃伊，弗洛伊德突然晕倒在地。他怀疑荣格存在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盼他死去。第二次是在1912年的慕尼黑，两人参加一场心理分析会议，热烈讨论中的弗洛伊德再次看见了荣格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忧心自己会被背叛，于是直接在饭桌上晕了过去。
1912年年底，两人的通信里火药味蔓延；1913年，终于彻底断绝联系，分道扬镳。离开弗洛伊德后，荣格遭遇了中年危机。1913年10月，他独自在旅途上，蓦然产生了两分钟的幻觉：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荣格看到了黄色的滚流、漂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荣格自传》中这样写：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儿；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这就是插进了我们的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