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
说这番话的人是福泽谕吉，当时他随日本使团访问欧洲各国。在赴欧的轮船上，他向朋友透露了自己志向。
事实上，当年福泽谕吉的这番志向并不高，至少与其后来的地位很不相称。在日本，福泽谕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谕吉出身于日本九州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28岁时只身来到江户（即后来的东京），创办庆应义塾（现庆应大学的前身），传授科学知识，传播西洋文明。1860年，他曾随日本第一艘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访问美国，大开眼界。回国后，他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
当时的日本，国家的决策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福泽谕吉一向主张对外开放，他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一个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
但是，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因为幕府官员全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但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大佬看。
凡是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书里有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被秘探举报眼里没有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因此，福泽谕吉不再对幕府抱有希望。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郡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此外，胜麟太郎到兵库去，建造一个偶上上灶的白色圆形炮台，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他穿他，却要打倒他，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谕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论”吗？
“无所谓”，福泽谕吉回答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的“吃饭砸锅论”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80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福泽谕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谕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谕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谕吉出任政府官员，也被他拒绝了。
前来劝驾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谕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内政，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国民独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
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思想对于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在晚年所作的《福翁自述》里，福泽谕吉一再强调，“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于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来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有意思的是，福泽谕吉还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只有打倒满清政府才有希望。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