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到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文中说，“我们以我们认为最可靠的访问和数字为基础，粗粗地估计了一下。河南三千万人民中，逃出了该省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万，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中国战争中最大的灾荒之一，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
“有时饥饿烧掉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一对疯狂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这样他们离家去找食物，使孩子们不能跟着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两个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们杀死，不愿听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
图片均为福尔曼与白修德拍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翻译：端纳
饥荒和水灾是中国的忧愁之源。从洪荒的时候起，中国的编年史，一直以动人心弦，固执而无可奈何的语调，记载着这些重复发生的灾难。中国历史在他们的史书上，一向以皇帝们应付和控制此种悲剧性的紧急事变的能力，来评价过去伟大的朝代。在对日作战的最后几年间，这样的一个灾荒蹂躏了北方，并且考验了蒋介石的政府。河南大灾荒的故事滚入了重庆，好像随风飘入的柳絮。你抓到一点事实，这些事实就分化成一片片的闲话：“我听见一个河南来的人说......”“我看到一封洛阳来的信......”“在西安，他们说......”。可是没有确讯——仅不过是大灾难以前中国言语中的不详语调，那仿佛是大风暴以前的黑暗。一九四三年二月，《大公报》，重庆的独立报纸，对于河南人民在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次灾荒种所遭受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登载了第一篇真实的报告。政府报之以勒令停刊三天。
《大公报》的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发生了芒刺一样的影响。我决定到河南去，伦敦《泰晤士报》福尔曼君也在同时做了相同的决定。在飞机把我们从重庆多雾的飞机场升出去之后五天，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华北的黎明，我们到达了西安至河南铁路线的残肢上。铁路尽头，几十家饭铺麋集着，每家都发出油炸食物的扑鼻的香气，风箱炭火种吹出的绿色的火焰，不时轻叩着夜的黑暗。
欢迎美国记者福尔曼、白修德勘查灾区的通告
逃荒
黎明来得很慢，好像一个暗黑的舞台慢慢地亮起来似的。农民们露宿在车站旁边几里之内，正在等候下一辆货车把他们带到西边，带向食物。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来时所坐的火车，曾经在黑暗中被日军的炮弹偷袭过。敞车，有盖火车和破旧的客车塞满着人们；有些人靠在一起，紧张地坐在车顶上。在冰洁的寒冷中，火车冲过危险地带时，紧抓着车顶的手指变得麻木；弱一点的人，就倒在了火车钢轮子下面，那天下午，当我们走着他们来时的路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粉碎而流血的肢体，躺在路轨旁边。不过大部分的农民，是用自己的力量步行，坐骡车，推小车来到这里的。这个车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是北方的日军和南方的群山之间一个窄狭的喷泉，难民们在这里麋集着，直至他们可以继续走向西方的救济机关为止。
人群里弥漫着厉害的臭气，干了的汗，小便以及人类共同的臭味，侵染了早晨。农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偶尔皱纹满面的妇女身上所穿的汗斑点点的嫁时衣裳的残余的红色，破坏了一般颜色的单调；号哭着的婴孩，有时引起了人们对于他恶臭的猩红色的袍群的注意。人们的呼吸，汇成发着水蒸气的烟雾；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缩的脸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脚是用破布包的，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肮脏的手巾。
再过去五十里，并无经常的火车交通。这一段路轨是好好的，手摇车可以在白天以高速率走过，可是敌军的大炮控制着这条路。在北边，在黄河北岸，日军占领着山峰；在南边，陕南有名的华山山脉锯齿形的高峰，耸入云霄。这中间的一块地方，像打谷场一样平坦，有铁路通过，那块地方从东至西约三十或四十里，一片灰色的没有太阳的云雾，使它的荒凉难以言语形容。一球球长串念珠似的人，通过着这个平原。这无穷无尽的行列，出现在地平线那边，蜿蜒在田间的小路上，静静地走入灰色的远方。中国的人群通常是叽叽咕咕地愉快的，像水银一样的流动，有或起或止的笑声和咒骂声。可是悲愁和霜雪已经把这些人们冻结成缄口无言的一群，像牲口一样，他们步履艰难地走入远方。在远古时期，原始的人类也许就这样地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迁移到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
满布在路上的一小群一小群的人，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每小时内有数十次，若干父亲推着小车过去，母亲在前面用一根绳拉着车子，坐在零乱物件上的孩子，有的时候不响，有的时候哭；有的时候女人横坐在骡子上，手里抱着小孩，好像不快活的天使一样，而父亲则在后面用一根棍子赶着骡子。老太婆用小脚跌跌撞撞一起走，又是颠脚跌倒，没有一个人搀她起来。有的老太婆由儿子用强壮的肩头背着走，把煤一样乌黑的眼睛谛视着敌意的天空。年轻人单独走着，步子较快，把所有的家当用包袱包起扛在肩头上。路边简陋的坟冢，说明了衰老的人曾在这里倒下；有的时候一家几口人都站着，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视着一个实体。小孩子像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像他自己一样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梦游病者，他们不看任何东西的眼睛，仿佛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这些人的后面，寒冷的风从灾荒之区吹过来，扬起尘土，把他们追逐到黄色的平原那边。逃荒以及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了，还将继续许多星期。
五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经常通火车的地方。铁路当局已为我们准备了一辆专车，把我们送到河南的省会洛阳，上午我们就到了洛阳，洛阳天主教教会的主教，是一个好心肠的美国人梅根，他得到各方报告，对这次饥荒，要比北方别的任何人知道的更多。梅根很客气地招待我们，给我们热的东西吃，并且在两天以后，陪我们乘马车出发。我们的目的地是郑州，有三天路——一天坐卡车，之后两天骑马。
灾民、路上的死尸和人吃人
路上每一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饭店开着，供给钱袋还是满满的人们。有一次，我们在这样的饭馆里叫了一餐饭，可是味道香浓的食物，我们食而无味。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以发抖的贪馋，闻嗅食物的香味；他们的眼睛跟踪着人们每一口热气蒸腾的饭，从嘴到碗，从碗到嘴，我们走到街上时，小孩子跟着我们叫“可怜，可怜！”假如我们从衣袋里拿出些花生或干枣之类，聚在旁边的小乞丐们，就从我们指头上抢走。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让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得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充满着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的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的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他们的声音已经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小村庄比市镇更坏。那静寂是吓人的。人们逃避饥荒的无意识的残酷，仿佛是一支野蛮的军队追逐他们。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街道是没有人管的粪土堆，门和窗户是钉上了，无人居住的房屋把最小的声音扩得很大。村子里隐蔽的地方，一个婴孩的哭声，要比我们的马蹄声还大。两个孤独的女人，在一条鬼魅出没的街上吵架，她们尖利的声音要比乡村出会时的喧哗还响。
路上有死尸。有个还不到十七岁的女孩子，瘦削而美丽，躺在潮湿的泥地上，她的嘴唇有死的绿色，她的眼睛睁开着，雨落在上面。人们削着树皮，在路边旁春碎作食物；小贩出售树叶子，一块钱一把。挖着坟冢的狗，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鬼一样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来吃，我们策马驰行，设法在第三天的晚上到达郑州。薄雾降临时，开始降着轻飘飘和粉末一样的雪。有次我们的马在一块田地颠脚，急剧地避开两个人，他们夜里紧紧地靠在一起躺着，在悲凉之中哭得很响。我们进入郑州城时，雪已经下得能把我们的马蹄声包裹起来了。
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郑州城是一个白色的荒冢，居民好像灰黯的游魂。死统治着郑州。因为饥荒集中在那里。在战前该城有居民十二万人，现在已不到四万。该城曾被日军轰炸，炮击和占领，因此有一切前线城市半被破坏的气息。瓦砾堆在沟渠上，大房子没有屋顶，向天空张开口。大雪披在瓦砾和废墟之上，仿佛是一件使任何声音死灭的外套。我们站在大街的口上，极目眺望荒凉的道路——什么都看不到。偶然有个把人，穿着风吹抖动的破衣，在一家门口蹒跚出现。注意到我们的人，就把我们围起来，摊开双手祈求着，他们叫道，“可怜，可怜！”直至我们的耳朵发聋为止。
灾荒的迅速和死亡让我们迷惑。一个人在一条小街上推着小车子，车上载了一个无力的人。这衰弱的躯体，穿着蓝色的破衣，裸露的脚上都是疮；这躯体颤抖着，好像是活的，但轻微地动荡着的头，只不过反应路上的崎岖。他是死了。另外一些人躺在沟里，我们把一两个人摇一摇，看他们是否确已死掉，其中有一个人微微动了一动，我们把一张大票子放在他的手中。他麻木的手指握着这票子，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反射动作；他的手指慢慢的张开了，票子在他摊开的手掌上抖动。另外一个人躺在那里呻吟，我们摇动他，想设法使他起来。于是我们求旁边一个女人帮助，要她一起把这个人搬到难民所去，这个女人衣衫褴褛，紧抱着一个婴孩。我们为加强请求计，给她一张票子，当她伸手的时候，孩子跌下来跌在雪里，而且很可怜地哭泣了。当我们终于把这三个人都送到难民所，陪着我们的天主教神父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地死去。”
耶稣教和天主教牧师们共同管理着美国的救济费，老百姓的故事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强壮的人逃得比较早；所有目前留在这里的人，是老的，弱的，以及极少数住着看管明春可以长成麦子的人们。老百姓削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做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塞到嘴里，来填饱他们的肚子，教会医院里住满着可怕的肠胃病的病人，那病原是他们吃的脏东西。
耶稣教教士们的信，记载了这灾荒的初期情形，其时迁徙正在秋天开始。饥饿的农民和他们的女人及小孩，曾经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他们冲入麦田，抢走了田里的谷物。有时饥饿烧掉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一对疯狂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这样他们离家去找食物，使孩子们不能跟着他们。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孩和两个较大的孩子，出来长途跋涉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个村子里找食物。孩子们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孩还在吮吸着那死人的奶。在一片慌乱之中，两个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们杀死，不愿听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武装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转染病一样。教会人员尽力捡取路上的弃儿，可是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教会照顾挨饿的孩子的消息如果传出去，丢在他们门前的孤儿，就会多得使他们无法可施。
到春天，当我们到来的时候，比较激烈而扰乱的分子，已经逃到有粮食的西方。留下来的人只是毫无暴力地在绝望之中消蚀着。如今教会的报告说起了更坏的事请——吃人。一位医生告诉我们，有个妇人煮着她的孩子时被捕，她并不困恼，因为她坚持说这孩子在她开始煮的以前已经死掉了。另一个女人在割掉了她死了的丈夫的腿的时候被捕，这也被认为正当，理由是那男人已经死掉了。在山区，有更恶劣的故事说人们在偏僻的路上抓难民，把他们杀掉，吃他们的肉。这其中有多少不过是可怕的传闻，有多少是事实，我们无法判断。可是我们听到的同样的故事太多了，故事发生的地区也十分广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赈灾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
河南是一个丰饶的省会，在战争之前，该省维持了居民约三千万，他们竭力耕种肥沃的黄土，土地和人口的比例，被压到了马尔萨斯的极限。主要的收获物是春天的麦子，农民在晚秋下种，五月中收割；他们次要的谷物是小米和玉蜀黍，这是在麦子收到之后马上下种的，其收获期是在秋天。在一九四零和四一年，收成不好，弄得青黄不接。一九四二年春，麦子由于缺乏雨水而没有长。政府照常征实，把春天的麦子收去，这就是说在这一季中，几乎把所有的麦子收去了。省当局愉快地向人民保证说，雨是一定会下来的，他们让农民剩下一些小麦和玉蜀黍米填充饥饿的肚子，可是雨没有下。在一九四二年整个夏天，天气老是密云不雨，谷物在禾秆上枯萎了，到秋天，该省是精穷了。
西洋的人有广大的现代化交通机构，还有世界经济足资依赖，数十年来已经忘掉了灾荒是什么意义。可是在东方，千百万人依然依靠着他们步行一天所及的地方所能出产的东西作为食料，饥荒依然是对于生命一个重复出现的威胁。应付饥荒只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都很简单，但是都需要重大的决心和迅速的执行。一个办法是把大量谷物尽快地运到受灾地区；另一个办法是把大量人民尽快运出受灾地区。遇见灾荒并不需要很大的智慧，假如没有雨，就没有收获，假如没有谷物长出来，人就会死掉。
中国政府却未能预见灾荒，灾荒来了之后，又未能及时动作。早在十月间，灾情的报告已经到了重庆。十一月间，政府派了两个视察员到河南去，他们旅行了两条主要的汽车路，回来说危机严重，必须立刻做点事情。政府为应付此事，拨了两万万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且训令省当局减轻赋税。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叫一队卡车运纸币到灾区去，却并没有运粮食。要把很多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食物立即运到邻省河南。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所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河南赈款到的很慢，在我们三月间到河南时，指拨的款项二万万元中只有八千万解到了省政府。甚至这一笔钱也处理得很坏。政府官员把此款留在省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区，当欠款分到挨饿的村庄里的时候，当地官员受到此款后，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中央政府发出的赈款都是票面国币一百元的票子——因为一斤麦子只消十六元至十八元，那票面并不大。可是当地囤积者拒绝人们以大票购粮，农民要买粮食吃，必须把百元票兑成五元和十元票。这就不得不到国家银行去兑换，国家银行却大打折扣，大票子换小票子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河南人民要的是粮食。直至三月为止，政府供应了大米一万袋，杂粮二万袋。平均起来，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一千万人，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
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昧和没有效率。但可怕的悲剧，更由于各地官员的行动而复杂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是在死亡中。他们正死在大路上，死在山里，死在火车站旁边，死在自己的泥屋里，死在田野间。农民必须付的钱税并不多，基本的赋税是征实，征取他所收的谷物之一部分。纵然重庆有了好听的减轻赋税的决议，军事和地方当局确已梦想得到的一切办法来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缴付的谷物，比他田里实际产出的谷物还多。而且征实雷厉风行，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袋谷种缴给税局。饿得走路都不容易的农民，还必须缴马料给军队，这些马料要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营养得多。缴不出东西的农民就被逼得无路可走；他们卖掉牲口，家具，以及土地，得钱以交纳税款。最可怕的风气，是土地投机的飓风。西安和郑州来的商人，政府小官员，军官以及依然拥有粮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最恶性的低价售卖农民祖宗传下来的土地。土地的集中和脱售同时进行着，和饥荒的激励性成正比。
按照我们美国的标准，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生活并不奢侈，不过他们的餐桌上蒸腾着馒头和新鲜肉类的热气。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在我们回到重庆讲起此事时，什么都给否认了。聪明的人告诉我们，一般外国人在中国通常是如何地轻信，甚至河南省的主席，在我们访问他的舒服的办公厅的时候，也说我夸张了事实。他说，“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缴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跌，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甚至用美国钱工作的美国救济当局，也被迫请求军官们购买他们私囤积的粮食，再分配给农民，那些粮食原就是从那些农民之中勒索来的。出卖谷物的军官们，绝不为了人道而稍作让步；按照当时的汇价以及河南灾荒的价格，能在美国购买六十斗麦子的救济款项，在中国只能买一斗。
人们削着树皮，在路边旁春碎作食物；小贩出售树叶子，一块钱一把。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里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以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十一万人已没有东西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指挥官和一些军官和士兵注意地听着。那指挥官是一个将军，他突然暴怒起来，把那个人叫到旁边，我们听到他用很响的耳语斥责这农民。于是这农民回到我们这边来，说他刚才说错了，抽的税其实每亩不过五斤。那将军要求我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书退回给他们；我们退回了一份，但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我们相对蓦然，在昏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到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
这之后，我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老百姓谈话。在任何地方，同样的话语重复着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我们曾和某区的一个军官谈话。他奉令本年度征收谷物四十万斤，但是该区的总收获量只有三十五万斤。他从什么地方找取其他的五万斤呢？在一个寂寞的乡村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正吃一种麦麸、树叶和树皮的混合物。他自己的地上去年收麦五百斤，政府都征去了，还说不够，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耕牛和驴子，以弥补不足。
在马背上旅行了两个星期，我们每天和农民及小官员谈话。我们旅行中所下的雪滋润了土地，下一季的春季似乎长得很高而青葱。麦子以两个月后就有食物的诺言嘲笑着农民。有一个老人说，“不错，很好，但谁知道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活着呢！”
我身边还留着一张菜单，那是我们离开以前的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我们的酒席的菜名。他们请我们吃了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此外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洒满了白糖。这是我平生吃过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
我们以我们认为最可靠的访问和数字为基础，粗粗地估计了一下。河南三千万人民中，逃出了该省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万，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中国战争中最大的灾荒之一，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我们带了愤怒的心回到重庆。首都温和的恬静依然未减。赋税在名义上减轻了，不管农民所证明的事实是相反。死人吗？那是撒谎。野狗掘土坟吗？那是我们虚构的想象。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里，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得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可是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一九四四年春，日军决定扫荡河南省，以准备南方更大的跃进。中国在河南省的战区司令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蒋鼎文当河南的司令官已经当了许多年。他上任后第一桩事情就是筑一道护城壕，来加强他的总部所在地洛阳城。他认为最后的战略就是这样。他也逮捕了他能在该战区内找到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有共党嫌疑的人。他在该省最著名之处，是他叫部下官兵威吓民政官吏的干才。他曾斥骂河南省主席，使他在惶恐之下和他合作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上最后的谷物。河南战区真正的指挥官是蒋氏名义上的副手汤恩伯将军。汤恩伯砸军队方面和势力方面，都比他的上司高得多。汤伯恩是黄埔系的领袖之一，是委员长的宠将。他是一个比较快活的人，潇洒，有幽默感，精力充沛，曾竭力在不影响军队的范围内缓和灾荒的惨状。但由于他在河南的显赫威权，农民和一般平民认定痛苦的制造者是他而不是蒋鼎文。他们讥讽道：“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汤恩伯和蒋鼎文指挥着五十万军队。
日本人进攻时所用兵力，约六万人。他们在四月中旬出击，像利刀切牛油一样割断了华军的防线。日军进攻时，汤恩伯没有在司令部，他一直没有能够回去指挥战事。日军以五百人为一队，占领了华军几千几万守着的山隘和路口——某司令部的人员在敌军掩杀到面前时，正在太阳下打篮球。在灾荒之时蹂躏农民的军队，由于多年的怠惰，本身也士气低落和有病。他们训练不佳，枪炮很烂，弹药缺乏。在攻击之下，他们四散逃跑了。中国的统帅部瓦解了，它已无法控制局面。中国第十二军和第十三军在逃跑时互相厮杀。在战区中心洛阳，司令部弥漫着惊慌。河南军队受伤有军用卡车七百至八百辆，残破之程度不等。其中一百辆用来驰运援军，以支持崩溃的前线；其余的卡车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这些军官都是带了太太，孩子和亲戚上任的。如今他们的行李，家具和财物装在军用卡车上，冲到安全的后方西安。军官为了补充军运和自己的用途，开始征用农民的牛。河南是种麦子的地方，农民的主要资本就是耕牛。军方征用耕牛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农民等待这个时机已经等了很久。他们身受很久的灾荒以及无情的军方勒索之苦，已经受得太够了。现在他们回过头来，把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己。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如果华军能支持三个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议了。当乡村处在武装暴动的状态下，抗战是一无希望的。在三个星之内，日军夺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汉路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大军停止存在了。
本文选自《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1946年香港风雨书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