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超前的文化私旅

看完赖瑞和的《杜甫的五城》,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二十几年前看到这本写于1990年代初的游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设身处地想了想,答案是恐怕不会太喜欢。这是一本和当年洛阳纸贵的《文化苦旅》同时期的书。那时的我们显然更喜欢读后者的文章:知名景点、谈古论今、文字华美,更重要的是,没有革命文艺腔,有很多作者个人的主观感受。

其实在我们看来,当时《文化苦旅》的文章已经很有“人”味儿了,观察和论述视角有着作者强烈的个人印记。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游记中是看不到作者的,作者只不过是一个摄像机加检索器加大喇叭,告诉我们景色何等美妙,历史掌故何等丰富,然后用如诗如画的语言加播音员的腔调传递出来。至于作者的“私人”感受,是不存在的,读者也是没有阅读预期的。

因此,相对于那个时候我们的阅读习惯,《杜甫的五城》的叙述姿态显然过于超前了:旅游地点太偏门,视角太个人化,所见所闻太“琐碎”,太“小气”,不是我们心目中所预期的让人振奋发人深省的“景点散文”。即使后来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惯了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个人色彩更浓的游记,也依然不太能接受路上吃了什么饭,买了什么瓜,住了什么店,花了多少钱等等这些多少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信息的呈现。

《杜甫的五城》所延续的是民国文人游记的传统。相对于一个个作为目标的景点,途中的市井气、烟火气和个人感受及思绪,其重要性仿佛理所当然的不遑多让。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游记在风景、掌故和情怀之外,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关于民生百态的风情画,可以反复细看而不觉堂皇的压迫,也没有初看惊艳既之嚼蜡久之生厌之感。

除此之外,赖瑞和的笔下也没有当时海外华侨常见的骄娇二气。经常出现在同时期港台文人游记中的或屈尊俯就对于大陆地区脏乱差的忍耐,或居高临下对愚昧而原始的乡土人情的“赞叹”,或“悲天悯人”对不复原生态封闭状况的景点的“失落”,在《杜甫的五城》中都成了处之泰然的必然的过程。虽不能说甘之如饴吧,作者那种随遇而安的恬适和从容,对种种不便、荒谬和喧闹的置之一笑,置身于素朴环境中的天荒地老之情,面对历史兴替的淡淡的哀愁,对种种光线明灭、草木气息和寒暑凉温的细致描摹,无不让人感觉他真正在旅行中融入了大地、人民和历史,虽然他文章中罕有出现这些大词儿。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可能会激发读者阅读之际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却不足以让人在看完之后觉得惋惜和不过瘾,不忍和作者一起就此结束旅程。作为一个研究唐史且尤精唐朝边塞史的文化旅者,赖瑞和有着自己别具一格的知识结构和人文地图,因此能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点之外勾勒出尘封的历史脉络,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地点其实有着更丰富的意向,比如洛阳城里形制巨大的地下粮仓,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地点曾占据着历史重要的一页,比如“五城何迢迢”的边塞重镇,比如安禄山从渔阳起兵进军长安的路线等等。

更难得的是作者并不因此让旅程充满了书袋气和冬烘气,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情境都被不动声色地交织进当下的现实生活,从而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更深刻地感受到关于历史和人生的“难以言说的悲哀”。

由此想到如今的各种私旅,其实既不够“私”,因为早就摆好了被观看的架势,一味求险求奇求点赞,也非真正意义的“旅”,充满了攻略气息和百度功课。旅行不是为了逃离和对比,过不好当下的生活,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者。不过旅行说到底是个人的事情,一如文无定法,心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