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纽约时报评论》，翻译：林林酒，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企鹅图书”（ID：penguinbooks）。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1975— ）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橘子文学奖得主,入选2003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Granta》10年评选一次的“英国20位最佳青年作家”。在多族裔混居的北伦敦长大，父亲为英国白人，母亲有牙买加黑人血统，因此作品多关注英国多族裔混居题材。扎迪6岁就开始写诗，创作短篇小说。不过，她童年时的梦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做跳踢踏舞的舞蹈家。中学时，扎迪似乎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好学生。她把绝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在阅读和交友上，还抽过大麻。当她告诉老师自己想申请剑桥时，老师直接告诉她这想法太荒谬，太不切合实际。然而，她果真如愿来到了剑桥大学研究英语文学。在剑桥国王学院，她整天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从她喜爱的作家如福斯特、塞林格和冯内古特那里学习写作的技巧和审美情趣。上高中和大学时，她还曾靠在酒吧做爵士乐歌手打工赚钱。在剑桥读书时，扎迪遇到了尼克査蒂·赖尔德。赖尔德当时正在研修诗歌并且编辑诗集。两人于2004年结婚。扎迪·史密斯是一位喜欢挑战正统的个性作家。她的这一性格从年少时改名一事就已显露出来。她原来叫Sadie，14岁时自作主张改成了Zadie，在英语中，S音更柔和，而Z音则响亮些，更有个性，也更有异国情调。当所有人都对査蒂的处女作《白牙》叫好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阴阳怪气”地说，这部作品出自少年老成、故作姿态者之手，“书中一些片断如杂草丛生，不堪一读。”这个人就是扎迪•史密斯本人。她是自己最猛烈的批评家。她指出：“我怀着写一本巨著的巨大野心，但是我不认为它就是那本巨著。”2002年，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清净，盛名之下的她选择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继续从事写作。主要作品有：《白牙》（White Teeth）、《搜集签名的人》（The Autograph Man）和《论美》（On Beauty），三部作品三次入围布克奖，并各自斩获诸多文学奖项。
围篱：脱欧日记
很多年之后，我又回到我那最熟悉的西北伦敦区。从当地那间幼儿园路过时，我察觉到了一些异样。我的许多老朋友以前都曾在此做过学生。最近因为家人生病，我需要回英国住一年。这一次走到这间幼儿园面前，是带着我的小女儿去注册。这是一幢很漂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处于“特殊施工”当中。我们这有一个评测学校的标准系统叫做Ofsted，这间学校之前得到的评分几乎是作为一间公立学校的最低等。过去，很多家长看了这样的评价，会自然的感到紧张，并筹谋着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当然还是有人认为评判机制大多依靠数据，他们愿意带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评测体系没看到的一些人性化的地方。也不排除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英语不太好，或者是在家根本不上网，还没听过这个体系，所以就没看过这些网络评论。
但我的特例在于，我对这片社区有着足够的来自于亲身经历的认识，很多年来我的兄弟都在这所学校任教。在一些给移民子女开设的课后俱乐部里，我也深知这个学校的优点，它是多么欢迎多元的族群，这一长久的传统。这些俱乐部里的许多人，都是刚刚才来到这个国家。现在，也就不过是一年之后，Ofsted对这个学校的官方评测，已修改为“好”。从邻里街坊的一些饭后谈资里我还得知，大意是现在越来越多相对中产的白人家庭也开始考虑搬到这附近来居住，考虑把小孩送到这个学校来上学。
如果这样的变化继续持续，就像纽约所发生过的一切，那么白人中产阶级就会迅速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街区整体的中产化，所谓学校的“堤坝区域”会大幅减少，直到有一天，一切几乎都变得同质化，多样性灰飞烟灭，最后，所有的评测结果都变成了数字上的最高级。但是这些并没有在我那熟悉的老街区发生，我相信永远都不会真正发生——因为其长久以来葆有的那令人骄傲的多元化的历史传统。也是在这一次路过里，我感觉到的不变的东西。
那时我的某种自由主义倾向可能正关注在其他地方：我注意到了围篱。因为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老学校，一百年来，都是靠一些铸铁的细矮栏杆来和外边划分边界。而现在，我们发现，一些高高的竹子围栏把学校和酒吧街间隔开来，另外一些高达六尺的植物正攀附在这些围栏上边，足以完全挡住在学校体育场玩耍的小孩望向外边街头的视线。回家之后，我冲动的给好几个家长发了一封冒冒失失的的邮件：
我昨天回到英国，刚一路过老家附近的这一学校就看到了那木头“面纱”——或许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它们包围了整个学校。这让我很难过。我曾在这个街区住了四十年。十年前我曾目睹一堵高墙在一所犹太学校外立起，接着前几年，又有一堵高墙在穆斯林学校门口立起。但我从没想过我会又看到一堵在我们这学校之外。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谁安排的，又是怎么决定的，而家长们对这事满意吗，或者正式的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安全”？“隐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和我那封冲昏头脑充满着自由主义倾向的邮件完全相反的是，我收到了一封理智的、礼貌的回复。“私密性和防污染”是给出的主要理由，特别是污染问题，已经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这是学校接受并按照当地政府的指示来做的。操场上有很多混凝土建筑物，很多植被柔化了这个区域的外观，因此事实上，它的新外观并没有让家长们觉得对路人有任何冒犯和令人奇怪。我重读了我的那封邮件并感到当时发送它的一丝羞愧。是什么样的心态让我对这微小的外在装饰变化如此敏感和悲观？
我习惯于改变：在这儿改变就是原则。那所山上的老旧的语言学校变成了全欧洲最大的穆斯林学校；那个老的犹太教堂呢，变成了一个清真寺；那个老基督教教堂呢，现在是一个私人公寓楼。一波波的移民浪潮和随之而来的中产化浪潮就像公交车一样穿过这些街道。但是在我眼里，我仍然认为这个当地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如果我们发现最近在英国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就是，我们，英国人，可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异常，当我们顺从了物质现实转变成了一个个符号的时候。
我把这个小学校看做一个混合机制的特别象征，在那里，穷的小孩和富裕的小孩——还有穆斯林的，犹太教的，印度教的，斯里兰卡教的，新教教徒的，天主教的，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普拉提狂热分子的，所有人的孩子，他们都在同一屋檐下受教育，在同一个操场上玩耍，他们讲述着自己的信仰甚至缺失的信仰——当我这样路过时，看看他们，突然就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宽慰，感觉到那些属于我童年世界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日子那个犹太学校看起来有点像诺克斯堡（Fort Knox,译者注：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路易斯维尔南西南军用地）。而那个穆斯林学校也没差多远。那么是否我们本地的小学校也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在栅栏围墙后边，孤立，私人，多疑，被种种安全问题所占据？它还是面向着更宽广社群的机构吗？
两天之后，英国投票决定了脱欧。当时我那正在北爱尔兰，跟我的公公婆婆在一起，他们是一对友善、谦逊而又保守的北爱尔兰新教教徒。跟他们在一起，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们自己也真实的被裹挟在历史进程和政治问题当中。那些我前几天在学校大门口的栅栏前感受到的惊愕，如今再一次在巨大的电视荧幕面前重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英国筑起高墙，将自己和欧洲隔断。几乎难以想象，这对北边和西边的苏格兰、爱尔兰子弟们有多么大的影响。
在大卫·卡梅伦和鲍里斯·约翰逊不负责任地丢下这一烂摊子之后，媒体做了很多报道，但是，如果那天我正在伦敦家里的床上醒来，我不认为我会全神贯注地盯着关注卡梅伦和鲍里斯。不会的，我的第一反应大概是一大堆疑问，这个投票意味着什么？这具体代表着什么？移民？不公平？历史性的仇外？还是关于国家主权？欧洲官僚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
但是在北爱尔兰很确切的一点是，有一件事它无疑不是关于北爱尔兰本身的，一点也不，就是北爱尔兰本身，而这见证了被极端的唯我主义默许的暴戾行为，是如何让一个长久的残酷的小国家，怎样一步步沦为保守党内部斗争缼隙的一种毁灭式的抵押。还有苏格兰！也很难说的。按理说这两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本应是非常了解他们英国的历史的，可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职业野心，竟然能以如此十足的鲁莽，把一切扔进危险。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无可救药的巨大犯罪，这远比中断那几十年来欧洲的协约更具破坏性。
“保守”不再是形容这二位的恰当词语了（这个词至少暗示了对遗产的一种关心和保护），“纵火犯”这个词更恰当。Michael Gove和Nigel Farage都是真正的右翼政治家，他们有着清晰的议题，这是他们多年职业工作的结果。前者有着特洛伊木马式眼光的“绝对权威”，凭借一个空洞的象征、一个不受控制和约束的经济区域的支持上蹿下跳。后者在六月四号辞职，看起来是真正着迷于将种族主义的牢笼结合英国筑起高墙以隔离开欧洲的决定，对于欧洲的主流而言，这不仅是对自由运动的质疑，而且还将是一系列问题——从气候变化到枪支控制再到移民遣返。
一个全民公决放大了一个本身就不完美的制度的最糟糕一面——民主——从一个窄门当中引发了宽泛多样的炫目问题。它有着变强大的表相——完全的民主！你同意还是拒绝都行！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它却导致了一种危险的误导和简化。甚至很多投了支持脱欧的人最后也深感他们的投票并非真实反应了他们的感觉。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有着种种动机，而很多在留欧大本营的人也有着相似的分裂。
有一些理由很滑稽矛盾。一个朋友的母亲，描述了在花园篱墙边的一次对话，是她母亲和一个北伦敦左翼成员的对话，她跟我朋友的母亲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投了离开——因为想“赶走那令人讨厌的健康部部长！”哎，就像这个伟大国家里的很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得到更多自由，但是全民公决最后的结果就像是一把没用的锤子锤散了数千颗弯曲的钉子。
许多留欧的左翼投票者的第一本能是，这只关乎移民问题。尽管那常常使得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们感到迷惑、变得政治幼稚而又试图对工人阶级充满感伤，但是当数字攀升，阶级和年龄的崩溃变得明显，一场工人阶级的民粹革命就显得越来越清晰可见。那一整天，我都在给家里打电话，发邮件，尝试取得联系，和伦敦——或者说至少是我所知道的伦敦——那是我们无处安置的庞大的震悚。“他们干了什么？”我们互相询问，有时候是指领导人，那些我们认为并指望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有时候又是指普通人，那些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现在我却“冒失”地认为事情完全是另一回事。做了些什么，做了任何，它早期的方式，目的是：新自由主义那重要的特点，就是让人感觉到你做任何事都改变不了现状，往常都是强制手段一手摆平的状况，但是这个投票却给捕获这体制里的嘈杂混乱提供了一个稀有奖项。可是，即使是最乐观的左翼解读——即这是对此前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崩溃的艰苦现状的一个多多少少故意的暴力回应——也不能否认这是常见的种族主义借机通过运动还有投票本身的一种宣泄。
在如此多的轶事之上，我再补充两个我那生于牙买加的母亲的看法。在投票前的一个星期，一个光头仔（崇尚暴力的青年种族主义者）跑向她，并叫嚣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原话是德语），母亲觉得，这简直就像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投票后的一天，一个在科尔本高街买毛巾的妇女站在我母亲和另外六七个人旁边，不知道对着谁，目空一切地宣布：“好了吧，现在你们都得回家了！”
鲍里斯，看下你做了什么？卡梅伦，看下你做了什么？在这个故事里，唯我独尊的领导人，不假思索地点燃了导火索，其中还有一些更令人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唯伦敦中心主义”，这对我来说看起来同样真实，并且树立起了另一种面纱，这将让我们变得跟那些被事业雄心冲昏头脑的鲍里斯们一样失明。我感受到的结果所带来的最显著的震惊——很多其他伦敦人看起来也感受到了——认为很有可能我们将就此生活在这样的一种面纱下边，让我们不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在我离开伦敦去北爱尔兰的那个晚上，我和我的老朋友，一个北伦敦的知识分子，吃了顿饭。事实上有些人，像工党的政治家安迪·伯纳姆做出的象征性说法——他声称工党已经因为“有太多的汉普斯敦Hampstead（伦敦西北边居民）、太少的赫尔Hull（伦敦东北边居民）而在英国独立党中间丢失了基础。”尽管现实是，我们都长久的承受过被以银行家和俄罗斯寡头为首的汉普斯敦人垄断的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脱欧。可能在每个北伦敦的餐桌上都上演过同样的事情。但是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没太想清楚，我们中没有哪个人在某个瞬间会真切的认为并相信这事可能会发生。这是明显的错误啊，而我们那时竟感觉完全正确——怎么会这样？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全体又转而开始哀叹这年轻左翼一代的奇异倾向，尝试去监察，或者孤立他们考虑的一些我们看来完全错误的东西：没有一个纲领计划，没有可退步可操作的安全空间，以及更多。同样，我们对此都是“正确”的。但是那时，从角落，到沙发，我们中间最聪明的人，如今正在喂养着一个新生儿，是在等待，直到我们都停止长篇大论的空谈，才补充道：“好了，他们就是从我们这得到的习惯。”我们总是希望事情成为我们看上去正确的方向。议题的正确，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在结果出来后的几天里，我便察觉到这一倾向。我看了无数的文章，关于骄傲的伦敦人在如何骄傲地宣称他们的有着多元文化和远见的城市，这些看起来跟相对狭隘排外的北部地区是多么不同。听起来很正确，我也希望它是真实的，但是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确实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因为那些真正在多元文化下生活的人们，是那些受教育于混合环境的小孩们、居住在混合环境或者共享公寓里的人，是历史上长久以来就是有着混合文化的街区的人。但这样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很多在伦敦的人，他们自以为的他们生活中的多元文化和跨阶级观点，其实是被他们自己的员工——尤其是保姆、清洁工——通过那些给他们倒咖啡、开车的，或是一大把你在私立学校里遇到的那些尼日尼亚的王子们来体现的。痛苦的真相是，在学校的周围，在居住的街区，在我们的生活的种种缝隙里，围墙已经在伦敦的各处建了起来。脱欧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它最终揭露了英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巨大缝隙——南与北的裂缝，社会阶级之间的裂缝，伦敦和非伦敦的裂缝，伦敦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裂缝，白人、黄人和黑人之间的裂缝，这些全都是如此的真切，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面对，而不只是那些投了“离开”的人。
在结果公布后大家都陷入了某种歇斯底里的敏感——不仅是我自己——当然我现在想停下来讲讲，我注意到的，在我女儿玩耍的那个正在施工的操场上的一个年轻女人。和我一样，她也是一个母亲，但她至少要比我年轻个十五岁。在上山回家的途中，她一直在我前边走着，我意识到她就住在我童年时住过的同一片政府扶持的廉租区里。我注意到她的根本原因，是我发现我的女儿喜欢上了她儿子。下一步自然是过家家式的恋爱。
但是我从没采取下一步，她也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介入，我感觉到的这来自于她对我的某种害怕和不爽。不是因为我是黑人——我看到她和其他黑人母亲很愉快的交流过——而是因为我是中产阶级。她看到过我打开闪闪发光的大门，这正对着她的政府廉租房，正如我每天都从华丽的窗幔前看到她走进廉租房的楼梯口一样。我记得那些童年时令人忧虑的情节，当时的情况是完全相反。我那时敢让一个住在又大又好的房子里的姑娘，开车停到我们那破败的政府廉租房下面吗？后来，当我们搬进的那个就在Willesden（伦敦富人区）右边完美的豪华房子时，我还敢造访我那仍住在粗陋破败的Kilburn的房子里的朋友吗？
答案通常是，是的。并没有什么不悦，不是什么通俗的社会问题情境喜剧片里的尴尬时刻，也不是对国家悲剧边缘若无其事的轻瞥——总之答案仍旧是，是的。那个时候，我们仍旧渴望去尝试挑战“风险”，如果”风险”是一个形容进入他人生活的恰当词的话，这不仅仅是象征意味上的，而是真实的。但是在我们即将走进的新英格兰，让人感觉到，至少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她来说，也一样，我想。我们之间的沟壑在越来越大。
这幢高高窄窄的住宅，是我十五年前买的，现在价值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一大笔钱了。可我很担心她可能会认为我真的花了这么多钱来拥有它。她的房子和我的房子的差距——尽管现实就是两百米的样子——但在象征意味上，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遥远地步。我们潜在的双方家长的见面就搁在这深坑的某处，从未发生，就像我也从不敢提起。
极端不平等的社区文化，紧接着，这剧烈的裂缝就瞪圆了眼睛见证这大厦的崩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时间的创伤，但是可能也没有人会像那些白人工人阶级那样真正的一无所有，甚至不会感受到道德的提升，因为没有人能意识到创伤和伤害所在的位置，也没有人能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任何抚慰；与之伴随的，是左翼们彻底的为之感到羞愧。右翼们把这一切完全看做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那些带来不便的工人阶级革命，我们现在见证的是被愚蠢所指控——我自己也曾诅咒过它，但当它发生的时候——你看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会意识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带着天才的触觉和敏感，因为它凭直觉感受到了敌对力量的弱点，并且有力的暴露了它们。这些中产阶级离开得如此愉快，因为追求正确！而那么多政治权利微薄的工人阶级却得被骇人惊闻的无耻错误所选择。
我们一直有着嘲弄穷人的历史，在英国，我们常常为了“欺骗”，为了“反对它们的利益而投票”。但是其实很少有新自由主义者，或者中上阶级的人想要欺骗自己，住在它们镀金的伦敦监狱里。如果你认为这是夸大其词，那么你可以去下诺丁山，看一看那些由私人雇佣的顶级安保人员，他们开着车子慢慢地在周围的街道日夜巡逻驻守。在那价值两千万磅的住房里，他们紧张兮兮地担心那些住在Portobello Road另一头政府廉租房的人们靠过来。或者去一下Savoy（注：一个土豪酒吧），看一下那些复古鸡尾酒清单，最便宜的都价值一百磅（贵的像Sazerac那款，价值接近五千磅），这就是我们奇怪的时代。
当然那鸡尾酒清单只是另一个愚蠢的象征，但是它确实关乎到它的时代和位置。这是某个时刻与伦敦相关的金钱疯。剩下的我们大多数，在这样的象征里寻找着任何有关美丽、和谐、快乐生活的迹象（什么样的快乐的人需要点价值5000磅的鸡尾酒），至少，当你富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很舒服地愚弄你自己，告诉自己你很快乐，利用那北伦敦的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话，叫自己“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那在一旁待命的粗暴的——再恰当不过的用来形容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剥夺权力者的状况——他们在挣扎着，深深的不开心，并且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完全相信，那就是把真正的右翼意识形态拥护者抛在一边，然后那高尚的左翼者反对把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工具，他们中的大多数投了离开票，做事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伤痛和失望，在多年以来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媒体的操控“帮助”下，做出了某种基于低落的情绪和直觉的判断。跟写这些的时候同样悲痛的是，在投票后的几个小时里，谷歌记录的关于英国人检索“什么是欧盟” 的大数据，让一切变得很难否认，在那个6月23日，我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行使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时的疏忽完全是令人羞愧的。
无论人们怎么投票，我们需要倾听他们，但是对公决结果的无知是不应该被庆祝的，也是不应该为之进行不真诚的辩护的。除了无知以外，完全不考虑这个结果对其他人产生的后果，就如此简单的对如此严肃的事情做出了决定，也是非常错误的事情。这是为了整个主权国家，为了从北到西边的你，更别说剩下的欧洲了。但仅就很低端的动机而言，我没有发现那些投离开的人是例外的。
但我们正大声地并正确地谴责那些受误导的持种族主义态度的人，我们带领着数百万人要求“他们”离开“我们”，放弃这里的工作、房屋计划、医疗和国家教育资源，我们还可能也看了看过去近三十年来，我们自己以什么样的态度允许不同阶级的人们获得谨慎的导向，在各种情形之后，保证“他们”和“我们”从不在现实的任何情况中相遇，而把一切停留在象征符号里边。富裕的伦敦，不管是红还是蓝，总是有能力去挑选有关它多元文化和跨阶级关系的本质，来教训这个国家剩下的地方的狭隘，同时自己筑起高墙关上自己并接着谨慎地做出优先选择。我们可能在街上经常路过“他们”，进入他们的车，在他们的良心饭馆里吃他们的食物，但事实就是，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群里，甚至他们几乎很少进入我们的房子——除非是他们过来为我们无尽的厨房做着无尽的活。英国其他地方的人们确实是脸挨着下巴一样和移民们住在一块，并因为这些外来者们而承受着工资的被削减。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己的资源所奋斗，在一个“艰苦朴素”的政府下边，所有的都变得很简单，去让你因不满医院紧张的病床上躺着隔壁的移民家庭而去责怪医院。或者是间接的各种途径的官僚主义，那愚蠢的政客在电视上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为什么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又没有足够的钱了。在一个整体伪善和完全欺诈的环境中，当周遭的一切都在腐败和贪污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穷人是否应该展现他们自己其实是“更好的人”？当每个人都在修筑篱墙，难道不是只有一个真正的傻子才完全住在开放之中吗？
现在新闻圈在急遽变化，他们感觉到轮子快掉了，还有很多人在谈论希望要第二次公投，这当然是强化了许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我们，富裕的留欧者有着正确的观点，我们的决定会真正被考虑。不，这里是我们的床，并且它展现了那一点，我们必须依靠它。但是当我们让英国的一个学校进入特殊施工期间时，一些更乐观的中产阶级妈妈们——当然这个群体也包括我自己——会在早餐后的咖啡杯前喃喃自语，“好吧，特殊施工是一件好事啦，因为至少现在他们在对它做着什么。”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进入特殊施工的时期——长久存在于那里的危机被揭露了——相比再把另一块面纱扯过来蒙在上边，我们最好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开始建造。首先一个需要提上日程改头换面的东西就是——像任何一个衰退的学校所知道的——收拾准备看看还有什么剩下的可以为之一搏的东西。英国人民拥有的权利和保护，不管怎样，尽管是被不完美的欧洲赋予的，但坚决不能被这无意义的掌握英国主权的法拉奇派（Faragian）的视线所替代，一个残废的圣乔治，拖着自己的残肢，捡起自己的剑，跛行着冲向前，去和欧盟这个巨龙作战，去重新协商。从一个更加脆弱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些年所有的考虑，就是要使其到位。
当我开始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英国脱欧领导人法拉奇（Farage）被人看到穿着一双英国米字旗的鞋子，正因大获全胜开心地在一个私人花园聚餐，聚会的其他人有，默多克（Rupert Murdoch），利比德维（Alexander Lebedev，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和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拥有者），还有Liam Fox（即接下来就变成保守党领导人）——他们正在关着的窗户里讨论着公共议题。当我快写完时，Farage就辞职了，说“我想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在英国，Nigels来了又走，但Ruperts是永久的。（译者注：Nigels指像英国的两位脱欧领导人Nigel Lawson's and Nigel Farage那样的搅局者，Ruperts是指默多克那样的媒体贩子）。我的生命、我英国朋友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被统治着，被无可挑剔的亿万富翁们，他们拥有报纸和电视媒体，通过这些东西，像Farage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很容易的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与此同时也撼动着选举、裁决着政策。另一堂有用的课：战后时期英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协议，是不被保障的，并且它可以被一小部分充满恶意的演员系统地澄清、蹂躏。因此公民化得自由争论，那些关乎健康保护系统、国家教育系统、战后毁坏中的公共房屋议题，现在需要一个政党志愿去更新这些争论，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尽管这个党组织的名字还能不能是“工党”，还有待观察。
最近迁徙和移居到这个国家的人，应该是看到它的祖传遗产——房屋、教育还有健康保障——但无疑的是，很多人来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得到这些福利。但是仍旧有很多的人想要跑过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在这里的公立学校注册，担负着英国的国税，尝试着寻求一点生路。在海外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确实不是一种犯罪或者罪过。他们或因战乱而从自己的国家逃离，其中的很多问题也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手造成的。但我们是否仍然知道，在英国，什么是更好的生活，什么是获得他们需要的必要条件，这是现在需要质疑的。
在投票脱欧后的几天后，我去了法国，给我那些纽约大学巴黎项目的学生上课，我猜测有些事情应该不会这么快、这么容易的就改变了。下了火车，我径直走向一个饭店的晚餐桌，在我的一个同事面前坐下，这个波斯尼亚出生的作家Aleksandar Hemon点了一份饮料，然后非常夸张的谈起脱欧：“一个完全的灾难。”小说家很容易夸大其词。Hemon叹息、苦笑，说：“不，还只是’一个灾难’ ，战争才是完全的灾难’’。他曾生活在南斯拉夫，并见证过血腥的至高无上权威的崩塌，这是一个过来人的敏感和分寸。半个世纪以来，（前南地区）那个程度的欧洲大战正是英国一直在避免亲密体验的，而作为防御的欧洲已部分的形成。我们是否将更深的走向“灾难之路”，这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White Teeth by Zadie Smith
《白牙》扎迪·史密斯
企鹅出版社2001年
在世纪末的北伦敦，三个家庭。两代人。一出荒诞大戏，充满了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肤色，以及白色的牙齿。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在相同的白牙那炫目的闪光间悄然上演……
《白牙》是査蒂的处女作，出版于2000年，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刻画出一幅复杂辽阔的后殖民图景，一幅世纪末的“英国写真”。写作此书时，査蒂还在剑桥大学读书。她凭此书一举奠定在文坛的地位，被视为“种族、年轻、女性”的代言人。《白牙》出版后，媒体啧啧称奇，读者纷纷叫好，文学评论家们恨不得捧着一本同义词词典遍寻溢美之词，有人说它“充满智慧和讽刺”、“给人们带来了阅读的喜悦”，有人赞它有着“大师级的文笔，令人想起查尔斯·狄更斯”，有人评价它“有史诗般的规模，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处女作”。《白牙》出版后好评如潮，入选2000年度《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时代》杂志十大好书，荣获英联邦作家最佳处女作奖、布莱克小说纪念奖、《卫报》最佳处女作奖、惠布瑞特最佳处女作奖、贝蒂·特拉斯克奖、法兰克福电子书最佳小说奖。（书籍简介来源于豆瓣）
On Beauty by Zadie Smith
《美》扎迪·史密斯
企鹅出版社 2006年
2006年柑橘奖得主，2005年布克奖决选作品。一段婚姻的破灭，两个家庭的闹剧。致敬《霍华德庄园》的大师级杰作。《美》围绕着两个同样来自学术界却秉持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的家庭展开，其主要场景被设置在新英格兰，也有部分情节发生在伦敦。小说通过贝尔西家和基普斯家之间发生在大洋两岸的一系列文化战争与情感纠葛，联结起从家庭生活、政治立场到个人、学术与政治领域的诸多方面激烈的观念碰撞，将低劣的道德行为置于崇高的理想主义之中，试图阐释爱与美的意义，以及生活可能对其产生的种种影响，随着贝尔西一家的解体，折射出我们这个不安定的时代的惶惑，直指家庭的核心。面对自由主义的废墟和右翼保守主义的伪善，两家的女主人琪琪•贝尔西和卡琳•基普斯之间的友情所体现的爱与美成为小说的又一重要主题。尽管她们的丈夫在学术领域互相争斗，但她们的友谊却超越了阶层、政治和宗教观念的差异，成为“唯一的联结”。小说大胆、喧闹的情节铺垫，完美设置的或诙谐或尖刻的对白，对学术界的荒诞现状入木三分的刻画，无一不体现出扎迪•史密斯对宏大的、福斯特式主题的绝妙把控：友谊、婚姻、社会冲突、艺术性论战的表达。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次借由布鲁姆斯伯里式的写作媒介赋予现代生活尊严与意义的英雄般的尝试。（书籍简介来源于豆瓣）
The Autograph Man by Zadie Smith
签名收藏家 扎迪·史密斯
企鹅出版社2003年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种很不寻常的职业——以搜集贩卖名人签名与物品为生的签名收藏家。男主人公李·艾利克斯是个中国裔犹太人，他这样的职业绝对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始能发大财的。亚历克斯的工作就是搜罗名人的签名，卖给另一些人，有时候自己也负责伪造。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追名逐利的人，而他的内心世界却没有人能参得透。人们所崇仰的，是巨星演出的电影角色们？我们跟随着他一同来探索伦敦和纽约的都市生活。小说第一卷以犹太教卡巴拉生命树的各个分支为标题，交代有一半华人血统的亚历克斯的身分与人生处境，显示他远赴纽约参加“签名收藏家年度大会”以前的混乱生活切片。小说透过“生命之树”的图象设计与卡巴拉信仰上的象征，诸如“永恒”、“光耀”、“美”、“爱”逐一爬梳呈现艾力克斯的人际关系与生命际遇，那些混乱的情感与纠葛有系统地错织着。第二卷以禅宗《十牛图》的每句诗为标题，描述他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真的找到了传奇影星凯蒂，一位嘉宝式的尤物。他把偶像带回英国，却误传出凯蒂以死的消息，这么一来，世上独一无二，宣布已死其实还活着的“活生生的传奇”就掌握在他手中了……（书籍简介来源于豆瓣）
两本进入本次布克奖长名单的作品：
All That Man Is by David Szalay
《男人不过如此》大卫·萨扎雷
企鹅出版社Jonathan Cape系列2016年
通过九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的男人，把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都分析了一遍。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试图逃离家园，他们在布拉格的郊区奋斗，那是一个被过度开发的高山庄园，附近是比利时的摩托车道。就是在这样一个昏黑的公寓里——去体会生活意味着什么，从现在到未来。故事集有着戏剧化的圆圈，从代表着青年的春天到代表着老年的冬天，表面上独立的叙述最终汇成一幅完整的图景，生动的勾画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欧洲，现代男性们的精神生活状态。这九个单独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小说集子，那大卫·萨瓦雷精准的写出了21世纪人类的尴尬处境。黑暗，歹毒，有着看似喧嚣的幽默，却是真正的触动人。深刻的精神思考渗透在它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当中，从没有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到自负的大学生，从中年的失意者到俄罗斯寡头。一切都稳定，冷酷。每一章的人物角色，都比上一章的年老，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有力量。萨瓦雷写了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令人震颤的细节，智识，和摧毁力给我们重新讲述了现在的欧洲。
Serious Sweet A.L Kenndy
A.L.肯尼迪《认真的甜》
企鹅图书Jonathan Cape系列2016年
这是一个好人总是在坏地方的世界，Jon Sigurdsson今年五十九岁，离异：是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年长的公仆，他讨厌他的很多同事，也很厌恶他那工作和政府之间令人尴尬难堪的勾当。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Meg Williams是一个破产的会计，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在同一个句子里不能出现两个相同的词儿”的律令还有投送至各处的简历。她今年四十五岁，总是喝醉喝到颤抖，在伦敦南边New Cross附近的电报山(Telegraph Hill)居住，在那她可以俯瞰全伦敦，这让她感到安全。Jon这个人总是带着手机，在这个城里像弹珠一样横冲直撞，并且有戒不掉的写信的习惯。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却总是泄露政府的秘密。故事设置在2014年，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酸楚，深刻的幽默，美好的文笔。这部小说是建构在两个意义层面上的，被毁灭的人们尝试着在这不道德的世界里做出一些道德的决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去牺牲，他们剩下的只有忠诚，以及得到痛感的机会。当Jon和Meg穿越这严肃又甜蜜的伦敦腹地——，过去的这24小时，他们互相改变了对方——他们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难以承受的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有关在当代的大都市伦敦，英国的现状，舆论大众的被监控问题，还有政府和民主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