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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街》现实主义经典作品

来源:幸福网 编辑:幸福帮 发布时间:2019-03-12 19:30:40

长沙市人,大学本科毕业,下过乡、当过教师等,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文联副主席、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和《流水年华》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就这么回事》和《湖南骡子》等。

曾多次获得各项文学奖,长篇小说《黄埔四期》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来生再见》获中国作家第七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同时获湖南省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中篇小说《青山绿水》获2012年至2013年《中篇小说选刊》“双年”优秀中篇小说奖等。

图书简介

《幸福街》

作品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3月1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位评论家围绕何顿写作及其新作《幸福街》展开讨论,评论家认为何顿的写作经验和悲悯情怀让《幸福街》呈现出了“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气象。

《幸福街》通过勾勒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的命运遭际,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命运境况与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

写《幸福街》这部书,何顿坦承自己“动了十几年的心”,他一直想写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但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还有很多可能性,还不到动笔的时候,后来经过了生死沉淀,他才生发了写这本书的强烈愿望。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一味地幻想突破。从《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无所谓》《荒原上的阳光》《湖南骡子》到《幸福街》等,光是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何顿用自己超常的毅力和耐力,不负于“作家劳模”的美誉。但这个称号不只是对他的高产,更是对他每一部作品都能保持高品质的褒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卑微的人、大写的历史和血性的土地”立传,都是“他的思想、精神朝向大地、朝向历史的一次次映射”。

评论家李建军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现在整个当代创作,流行一种非历史化,跟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历程。而《幸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

我们这代人要好好总结一下

记者:请谈谈《幸福街》的创作缘起。

何顿:我40岁之后经常走一些地方,有个想法,我们这代人要好好总结一下。40岁的人还是有冲劲的,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2015年,我得了一场好大的病,在医院的一个黑板上,写着我的真名:何斌,直肠癌。我天天望着,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觉得不找点事就荒废了,于是开始写《幸福街》。

记者:书名为什么叫作“幸福街”?

何顿:因为健康就很幸福,活着就很幸福,健康问题没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想都不想,我在文联体检的时候,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最好的,结果得一个这样的病。我病的时候躺在医院,就想写个小说,对自己这代人做个总结。起心是1998年,写一个这代人的故事。但那个时候,这代人很年轻不能总结,总结要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定了,我就想死之前把这个写了。

记者:写《幸福街》最初想到的是哪个人物?这本书主要写了哪些故事?

何顿: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突然想起“林阿亚”,一个妹子,我还记得画过她,夏天画过,穿着短袖的确良,当年我追过她,她不喜欢我,没办法。人生病的时候,除了老婆照顾我,我脑袋里就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幸福街》我写了三组人,一组是林阿亚和父母,这组人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另一组是哥哥姐姐们,邻居的哥哥姐姐们当红卫兵,冲击别人;第三组就是我们自己这代,我们当时还在上学。通过三组、两代人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我是这样想的。

记者:您的很多小说涉及人和时代的关系,《幸福街》也是这样,其实是写两代人在这几十年的发展,是否想到他们的人生轨迹、人生经历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何顿:开始没想,创作中意识到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我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就是一个书记官,把时代中的人物准确把握住就非常了不起。

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候人性残忍的地方。生活中有些东西就是那个年代出现过的,每个时代作家有不同的追求,有的讲究现实主义,以现实题材为主,同时去把握现实、思考现实中的人物,我甚至想,即使百年后,我死了之后,那个年代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湖南的生活就是这样,人家能够从我的作品中还原,不知道这个愿望做得到不。

不当画家当作家

记者:《幸福街》里是一代人的群像,写作中你最喜欢,特别着力的是哪几个人物形象?

何顿:写三组人父母那一辈,对周兰琢磨很多,她的命运很坎坷,老公被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又被判刑。把她写得很复杂,开始写得很简单,但是有人提出来说,她应该有很复杂的心理变化,应该去揣测。

第二个是林阿亚,虽然我是在看病时想到这个人物,但这个人物花了我很多心思,包括她去领骨灰,我曾经想去掉这个章节,一个小女孩父亲被认为是反革命,母亲关在监狱。当她领骨灰的时候,突然骨灰盒摔到地上,她对着骨灰喊爸爸,我自己眼泪都出来了。

第三个人物是何勇。他是“文革”中玩着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也没读书。我读大学的时候觉得没文化会被淘汰,没文化当不好一个画家。我想着要去读名著,我在“文革”中长大,父亲又被打倒,我看到杂志写的不怎么开放,我觉得我可以去写。那个时候我父亲恢复工作在教育学院当副院长,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女的。那个女老师晓得我爸爸是副院长,说:“你看到什么喜欢的书去拿。”她还给我一个网袋子。那几年我放肆读书,就改变了命运和兴趣,本来想当个画家,结果经历这么多事,我也可以当个作家,作家更可以表现自己对时代、对几代人的认识,画画不足以表达我的心声和内心的感慨。

我写何勇也是这样玩大的,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何勇是派出所所长,和林阿亚谈过恋爱。林阿亚考上大学走了,她是他奋进的力量,何勇读书,读函授,任何一代人还是有走出来的路,那一代人就走出来了。

何勇的岗位很平凡,他在自己的岗位、家庭中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当自己该当的角色,作为派出所所长,他受过很多诱惑,能够保持初心特别可贵。

记者:《幸福街》里的女性特别出彩,比如林阿亚、周兰、赵春花,您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的情感?

何顿:我住的那条街确实有几个很漂亮的妹子,陈漫秋就是用她的原名,她比我高一届,还是舞蹈队队长,教我们跳忠字舞。我爸爸到教育学院后我家搬走了,多年不见。我生病时想到这些形象,不但想到林阿亚还想到陈漫秋,我塑造人物的时候很小心,我曾经写得很黑暗,但我不能这样看待心目中很神圣的女孩子、我青春时期的偶像,后来有人提出保持美好的形象,不要破坏,于是陈漫秋这个形象有比较大的修改。

我写林阿亚和何勇的爱情故事,何勇为林阿亚做过好多事,帮过好多忙,但何勇和林阿亚最后没有结合。因为林阿亚在上海,他在黄家镇,他们要组合在一起太勉强了,你要按照一个人物内在的性格和逻辑去写。再美好的初恋还是要分开。

记者:这本小说是2018年重点扶持小说,曾经请全国最好的批评家来改稿、提意见,有的意见非常尖锐,书稿进行了四轮大的修改,这个经历也是您创作中很少有的,您在修改中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何顿:如果这个小说不是发给评论家看,不修改,去年5月份就出来了。省作协很关心,文联很关心,想要我打造一部经典作品,我就朝这条路走走看。我回去以后,吃饭也反思意见,散步也思考意见,周兰的改变就是思考意见的后果,陈漫秋的改变也是在思考意见的过程中确定这个人物的最终走向,我这部作品是修改三到四次的。

我书中的语言一般是很率性的,反复修改后,感觉语言更加凝练,在语言上,《幸福街》可以说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出彩的一部。每次写作的时候,我面对电脑,就看这一段话有没有可挑剔的地方。我在做手艺匠人,要把花绣好,细节就是一朵一朵的花,把每朵花绣好,就组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次书印出来有38万字,动好多脑筋,现在头发白成这样了。

(燕赵都市报记者 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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